儒家五经——《尚书》的文化影响

儒家五经中的《尚书》，其文化影响力深远。西汉时期，学者伏生口述的《尚书》二十八篇，被称为今文《尚书》。而鲁恭王刘余在西汉拆除孔子故宅时，意外发现的《尚书》则为古文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内容涵盖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四部分，因其地位显赫，亦被誉为《书经》。

《尚书》汇集了虞、夏、商、周四朝皇家文献，其中多为号令之辞，旨在向民众宣告；少数则为君臣间的私下交流。其中，记载事件的部分，据近人考究，多出自战国晚期之手，需独立审视。号令类文献常被称作“誓”或“诰”，后人沿用此名以指代此类文献。日常号令称“诰”，军事相关则称“誓”。君对臣的教诲多称作“命”，而臣对君的进言则似乎无固定名称，偶尔有称为“谟”的。这些文献或为当时史官所记，或为后世史官追述；前者或依据新闻，后者则依赖传闻。这些文献起初仅是口头传达，非正式文告；史官记录，旨在存档备查。此类古代档案或许众多，但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。汉代流传的《书序》来源不明，或许出自周秦之际。有言孔子删定《尚书》为百篇，每篇附有序言，阐释其意，然此说缺乏确凿证据。孔子教授学生的典籍中确有《书》，此点可信。彼时《书》之形态已不可考。“书”本意为记录，所谓“书”可能仅指当时保存的古代档案，这些档案应是零散的，未成集。成书或许在汉代。《尚书》所存档案愈发稀少、古老、珍贵，汉人遂将其编纂，更名为《尚书》。其中“尚”即“上”，《尚书》即“上古帝王之书”，加“尚”字显见尊崇之意。《书》被尊为“经”始于《荀子》，但至汉代方普及。

儒家传承的五经中，《尚书》残损最为严重，因而争议亦最多。秦始皇焚毁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，严禁民间私藏书籍。直至汉惠帝解除禁令，文帝更积极鼓励献书，书籍才逐渐得以流传。当时，《尚书》仅由济南伏生一人传授。伏生原为秦博士，秦始皇焚书时，他将《尚书》藏于壁中。战乱中流离失所，汉室定鼎后归乡，却发现《尚书》已失数十篇，仅剩二十九篇。他坚守残篇，在齐、鲁间私自教授。文帝闻其名，欲召入朝，但伏生年事已高，不便远行，遂派晁错向他学习。伏生私授加上朝廷推崇，使《尚书》得以流传。其藏本用古文或秦篆书写，不得而知，学生则以隶书抄录。此即为东汉所谓的《今尚书》。汉武帝推崇儒学，设立五经博士；宣帝时，每经分家数立官，共十四博士，各有弟子。各家有“师法”或“家法”，学者必须恪守。经学成为求利之路，治经者日益增多。《尚书》亦设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博士，皆伏生一派所出。伏生去世已久，传经者为取信于人，竟有言《尚书》完整无缺者。称二十九篇仿天象，北斗加二十八宿，恰为二十九。此二十九篇，东汉经学大师马融、郑玄均有注解，然今已失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