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通典》：简而有要

《通典》精炼扼要，内容浩瀚，堪称史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。

《通典》乃我国古代首部详录历代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典章制度演变历程的政书，由唐杜佑编纂。该书初稿约成于大历元年（766）至六年（771），历经长期修订，最终于贞元十七年（801）定稿，敬献于朝廷。

北宋时期已出现刊本，历代刻本亦颇为丰富，尤以清乾隆年间武英殿所刻“九通本”流传最广。现存最古老的版本，珍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，乃北宋时期之刻本。

1980年，汲古书院以此为依据进行影印出版；朝鲜存有活字印刷版本；国内则有明嘉靖年间版本，以及清武英殿《三通》合刻附考证的版本。

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为商务印书馆1939年依据乾隆重刻本精心影印的《十通》合刻本，并附有详尽的索引，以及中华书局1988年精心排印的点校本。

杜佑，字君卿，生于735年，卒于812年，乃唐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士，兼具政治家与史学家的身份。史册记载，他酷爱学问，博古通今，将富国安民视为己任。少年时正值开元、天宝盛世，而其主要事迹则发生在“安史之乱”后，唐王朝逐渐衰落之际。

久居要职，杜佑对唐王朝经济政治弊端洞若观火，尤对水陆转运、度支、盐铁等理财要务了如指掌。他常思变革，曾协助杨炎推广两税法，助力国家财政。

杜佑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，专注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与得失，以此作为施政的基石。同时，他还著有《理道要诀》、《管氏指略》、《宾佐记》等著作。

《通典》卷帙浩瀚，纲目宏大。细览其内容，层次井然，逻辑严密，内在联系紧密。

杜佑曾言：“理道之始，首在施行教化；教化之基，在于丰衣足食。”若民众不得温饱，四处流离失所，教化将无以为继，国家亦将失去赋役之源泉。

因此，迥异于历代史家对经济史的轻视态度，本书将《食货》置于全书之首，并将《田制》作为《食货》的开篇之作，将经济结构的变革，尤其是土地关系的演变，置于典章制度研究的核心位置。

安史之乱后，唐帝国由盛转衰，杜佑对此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，进而强调务农安民之要，提出以“使民地著”为核心的重农理念。

继《食货》之后，《选举》与《职官》两部著作相继问世。杜佑深信“教化之实施，需设立恰当职官；而官才之审辨，则依赖于精准选举”，因此将这两部作品置于《礼》、《乐》之前。他提出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主张，强调长期任职以深入了解民情、观察政绩；精简官职，简化选拔程序，避免仅凭文章、书判来选拔人才。

《礼》典占据全书约半壁江山，详尽收录了魏晋六朝及开元年间礼仪文献，对“礼”的演变过程阐述尤为详尽，其中蕴含丰富的进化论思想。

《兵》一书对兵法记载详尽，然而在兵制演变方面却鲜有触及。杜佑在论述刑罚时，推崇轻刑而谴责严酷暴政。他倡导轻刑之用，深受民心拥护。即便历经大乱，国家亦未覆灭，从而有力反驳了“治乱世需用重典”的观点。

《州郡》篇章，凭借历代正史等丰富资料，深入探寻各地区行政设置的历史变迁，有效克服了断代史易陷入偏重本朝局限的弊端。

此外，考虑到历代大行政区变迁不定，杜佑采纳《禹贡》之九州，略作调整，形成其基本分区体系。

《边防》篇章精选自历代史籍的四裔记载，依据各区域地理位置进行编排，其内容核心聚焦于边防功能的阐述。

历代学者对《通典》赞誉有加，称其义理严谨，考证详实，内容丰富而不冗杂，简练却要点突出，堪称史学领域的里程碑之作。

今日审视，《通典》之价值，似可从数个维度深入领悟。

首开先河，此体制革新了史书编纂之格局。《史记》创八书，记载典章制度，历代传承。然志书多断代编纂，未能贯穿古今，会通之意不足，欲览制度沿革，颇感不便。杜佑顺应时代潮流，于纪传体志书之上，借鉴刘秩《政典》之精华，著《通典》一书，开典志体史书之先河，为史学开拓了崭新路径。

此外，杜佑在史书编纂中创新性地运用了自注手法，这不仅弥补了正文内容的不足，更明确了资料的来源，极大地便利了后人的考证工作。

其次，《通典》汇聚了丰富的历史资料，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中赞誉有加：“探究唐以前掌故，此编实为宝库。”

粗略估算，《通典》所引书籍多达248种，其中不乏已失传之作。正因如此，这部著作历来备受辑佚学家的推崇。

第三，杜佑在《通典》中展现的史学观念，内涵丰富，对后世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然而，作为开创性的巨著，其中亦难免存在不足与偏颇之处。

在编纂手法上，马端临于《文献通考·自序》中对其提出批评，称其“章节之间未能详尽完备；在取舍之际，亦略显粗疏。”《礼》典内容繁复，百卷之巨，实属不妥；《兵》篇仅述兵法，对兵制论述不足，未能显现兵制之演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