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日知录》乃古代读书札记中的佼佼者，享有极高的声誉。

《日知录》乃古代读书札记中的佼佼者，享有极高的声誉。

《日知录》乃我国古代读书札记之翘楚，由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先生倾注心血撰写而成。这部著作凝聚了顾炎武先生三十余年的心血，他自称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”。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此书初版问世，仅收录八卷。

顾氏仙逝，其徒潘耒搜集遗稿，于康熙三十四年于福州刊印成32卷，流传于世。道光年间，黄汝成依据阎若璩等数十家考订《日知录》之论，融入己见，编纂《日知录集释》32卷，并附《刊误》、《续刊误》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，由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，此乃《日知录》之最精良版本。

1984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心影印了这部著作，同时附赠了《日知录》八卷本及《日知录之余》、《日知录校记》等七种关联著作，堪称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版本。

《日知录》通行本共分32卷，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、军事、历史、哲学、经济、宗教、法律、文学、经学、艺术、文字、音韵、典章、天文、地理等多个领域，虽未严格分类，但编排上大致遵循同类相从的原则。

前七卷专述经义，第八至第十二卷详论政事，第十三卷探讨世风，第十四至第十五卷阐释礼制，第十六至第十七卷论述科举，第十八至第二十一卷评析艺文，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卷辨析名义，第二十五卷鉴别古事真伪，第二十六卷论述史法，第二十七卷评论注书，第二十八卷考察杂事，第二十九卷论及兵事与外国事务，第三十卷探讨天象与术数，第三十一卷论述地理，第三十二卷为杂考之篇。

顾炎武自述，本书涵盖三大领域：“上篇论经术，中篇述治道，下篇广博见闻。”顾氏倾注三十余载心血编纂全书，内容丰富而严谨，每论述一事必究其根本，因而深受后世赞誉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赞曰：“炎武学问深厚，博学多识，洞察事物始末，详实考证，笔耕不辍，故引证丰富，矛盾甚少。”李遇孙誉为“三通之精髓”。李慈铭亦称此书“精炼概括，堪比《文献通考》。”

《日知录》这部著作在我国学术领域内声名显赫，其深远影响历久弥新，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启示。

此书彰显了鲜明的经世致用理念。顾炎武曾言，编纂此书旨在“阐明学术，端正人心，拨乱反正，以助太平盛世”，更称“若有王者兴起，将以此书为鉴，复兴古之盛世，然不敢妄谈今世之道。”

本书力主文章应惠及苍生，“文章之流传于世，在于阐明道理、记载政事、洞察民情、赞颂善行。此类文章，于世有益，于未来有益，每多一篇，便多一份裨益。至于怪诞不经、毫无根据的传闻，抄袭剽窃的言论，阿谀奉承的文辞，此类文章，损己利人，每多一篇，便多一份损害。”

其二是开启清代朴学之风。本书堪称清代考据学的奠基之作。顾氏编纂此书时，对原始资料极为珍视，将书中材料比喻为采山之铜。他曾言：“今人编纂之书，犹如铸钱。古人采矿于山，今人则购旧钱，称之为废铜，用以铸钱而已……《日知录》又增几卷，期望以废铜为材。自别后一年，日夜研读，反复探究，仅得十余条，然亦似采山之铜。”撰作过程中，对“一疑义，必反复参考，归于至当；一独见，必援古证今，畅其说而后至。”

顾氏论点严谨周密，非基于深入研究不敢轻易落笔。他强调，写作时当“将千秋伟人置于眼前，与之对话；将千载后人置于身旁，以防其挑剔指摘。”汪中在《六儒颂》中明确赞誉：“古学之兴，实自顾氏开其先河。”

第三点，他提出了“六经皆史”的见解。顾氏不盲目崇拜儒家经典，他立足于历史渊源的辨析，对经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究，认为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，实则是对古代典章制度的详尽记录，亟需回归历史本源。

他言：“《春秋》载公，记郊禘……孟子称：‘其文如史。’此非独《春秋》为然，六经莫不如此。”

这一观念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它对封建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壁垒构成了有力冲击，其震撼力犹如雷鸣，唤醒了沉睡的智慧。此后，众多学者（如章学诚、梁启超）深受其影响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。